剛開始是拖,找各種理由拖著不交稅糧。鑑於蘇州府稅糧過重的事實,朝廷方面也沒死追著不放。但不催不意味著不交,早晚還是得補上的。

當地百姓沒轍了,乾脆想了個辦法,把自家的土地賣給士紳豪強,然後去當佃戶。雖然土地沒了,但士紳豪強們家裡有功名或者有人為官,享受免稅田,一年下來好歹能分到些糧食勉強度日。

或者乾脆不種地了,改為去運河邊上打工、去紡紗織布、去販運私鹽,反正什麼掙錢幹什麼。管它是不是朝廷禁止的,大明又不是自己家的,興旺於己何干。

這樣一來,江浙地區的土地兼併現象越發嚴重,大部分田畝都落入了士紳豪強名下,登記成了免稅田,名正言順的不用交稅糧。

到宣德年間,朝廷實際上已經從蘇州府收不到多少稅糧了。朱瞻基下旨清查,可遭遇的阻力很大。當地官府為了自身利益,肯定不願意得罪士紳豪強,根本不說實話。

派遣欽差下去整頓稅賦,結果剛到蘇州就引發了民變。亂民們不光公然抗稅,甚至聚集起來打家劫舍。而大多數田畝都劃在了士紳豪強名下,想查清楚是否超過了標準,更是難上加難。

眼見稅糧一點都收不上來了,朱瞻基只好下旨減免,到了萬曆年間,蘇州府的稅糧從277萬石減到了72萬石,可依舊無法交齊。

當地民眾已經養成了習慣,寧可費盡心思造假、冒著殺頭的罪名抗稅,也不輕易納稅,不管多少都不交。

就連以鐵腕著稱的張居正,在蘇州府推行新政時也碰了一鼻子灰,以至於在信中稱蘇州府賴糧成癖,其鄉人最無賴,謂之鬼地。

就算是到了洪濤登基的景陽年間,也不敢直接對江浙地區的官僚利益集團下手,只能透過朝堂官員任免、封鎖海上通道、在廣東、福建、天津建立新的經濟中心等手段間接消弱其影響力。

可不管怎麼躲避,在長達十多年的執政過程中,雙方還是發生了兩次正面交鋒。第一次在景陽四年,北方多省受災嚴重發生糧荒,而江浙地區的官僚集團夥同部分朝臣,為了對抗賑災新法,要用囤積居奇的手法來個一箭雙鵰。

第二次發生在景陽十年的松江府,晉商集團和甬商集團鼓動民亂,實際上也得到了江浙官僚集團的暗中支援。

法不責眾,是他們的慣用招數。當年他們用這一招對付過好幾任皇帝,只是沒想到在景陽皇帝這裡栽了大跟頭,還因此損失了幾乎所有朝堂中的助力。從那兒之後,再沒有進行過大規模的反抗。

但對於景陽皇帝的新政,江浙地區的官僚資本集團並沒打算俯首帖耳,只是因為明著鬥不過,才不得已暫時蟄伏起來等待時機。

要問官僚資本集團為什麼鍥而不捨的非要與皇帝和新政作對,這和反對高稅糧政策的性質完全不同。

朱元璋是出於報復,故意折磨蘇州府的民眾,而新政並不針對誰或者誰們,也沒有地區歧視。之所以造成如今這種勢不兩立的局面,純粹是因為兩個字,利益。

新政開放了海貿、設立了海關、加強了海上剿匪緝私,這一連串政策下來,搞海貿的商人、產品大量出口的工廠作坊、大量進口原材料的產業都被盤活了,連帶著關稅猛增,地方官府和中央朝廷皆受益。

唯獨原來仗著權勢獨霸海上走私和壟斷進口貨物的官僚資本受損了,他們不光失去了壟斷地位,還要遭受海軍的嚴厲打擊,人財俱失,不急眼才怪。

新政解放了農民,從自耕農到佃戶的稅糧連年下降,還可以開墾荒地種植新的農作物抵稅,或者投入農莊合作社,有了好幾種選擇,不再受士紳豪強大地主的控制。

新政還創造了新的階層,工人。與傳統的工匠不同,工人更自由也更簡單,可以大批次複製。同時也更依賴於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