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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計劃以及中國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國在為未來著想。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挫折和艱難、挑戰和問題，似乎都是一個新世界在誕生過程中的分娩陣痛。當我們在思考下一個威脅將來自何方，思考如何應對宗教極端主義，如何與那些無視國際法的國家談判，如何與那些常常被我們忽視的民族、文化及宗教建立各種聯絡的同時，亞洲屋脊上的交流網路正被悄然編織在一起，或者更準確地說，是被重新建立起來。

“絲綢之路”正在復興。

致謝

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比牛津大學更適合做歷史學家的工作了。這裡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都是一流的，圖書館員在查詢資料方面的才能也是一流的。我特別要感謝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東方學院圖書館（Oriental　Institute　Library）、塞克勒圖書館（Sackler　Library）、泰勒斯拉夫語和現代希臘語圖書館（Taylor　Slavonic　and　Modern　Greek　Library）和聖安東尼學院（St　Antony’s　College）的中東圖書館，以及所有這些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沒有牛津大學數量驚人的文獻資源，沒有工作人員在尋找資料時的耐心協助，這本書就不可能完成。

我在邱區（Kew）的國家檔案館花了大量的時間閱讀國外收藏的信件、電文和備忘錄，翻閱內閣的會議記錄，或查閱國防部的提案——所有這些檔案都能在40分鐘之內擺到我的面前。我對那裡的所有工作人員為我提供的高效服務和禮待表示衷心的感謝。

劍橋大學圖書館允許我查閱哈丁勳爵（Lord　Hardinge）的文案；劍橋丘吉爾學院丘吉爾檔案館允許我閱讀莫里斯？漢基（Maurice　Hankey）的私人日記，以及馬克？艾布拉姆斯（Mark　Abrams）所編纂的“宣傳研究論文”（Propaganda　Research　Section　Papers）。我必須感謝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英國石油檔案館和檔案館經理彼得？豪斯戈（Peter　Housego）先生，是他為我找出了英國石油公司及其前身英波和英伊石油公司的相關資料。

我還要感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收集20世紀和21世紀有關國際事務，特別是有關美國曆史機密檔案的非國家性收藏館。這是近幾十年來重要文獻的一個資源寶庫。在這樣的地方能一次性找到大量文獻，省去了我不斷往返大西洋的行程和時間。

我要謝謝牛津伍斯特（Worcester）學院的院長和眾董事，因為我曾在約二十年前做過這裡的初級研究員，他們一直都對我相當關照。我很榮幸能和牛津拜占庭研究中心的諸位學者共事，特別是所裡的馬克？惠託（Mark　Whittow），他為我提供了無盡的資源、鼓勵和靈感。與牛津大學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們的交流探討，以及跨越英國、歐洲、亞洲與非洲的旅行，都能幫助我提煉出許多好的想法，同時拋棄一些糟糕的觀念。

一些同事和朋友閱讀過本書的某些章節，我對他們都表示深深的感謝。保羅？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艾佛瑞爾？卡梅倫（Averil　Cameron）、克里斯托弗？泰爾曼（Christopher　Tyerman）、馬里克？簡柯維克（Marek　Jankowiak）、多米尼克？帕維茲？布魯克肖（Dominic　Parviz　Brookshaw）、麗莎？賈丁（Lisa　Jardine）、瑪麗？萊文（Mary　Laven）、希娜？法策爾（S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