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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這些話，毛澤東以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國藩的日記、家書中，這一類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學　問作文——修辭以立誠　忌巧言雕飾（1）

◆原文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苦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慾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凡是作文寫詩，有真情實感，不得不一吐為快的時候。但必須要在平時積累了豐富的道理，這樣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說出來的話，也才能充分表達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寫文章時沒有因為雕琢字句而苦惱，文章寫成後也沒有阻隔不清的感覺，這都是平時讀書積理多而帶來的效驗。如果平時考慮得不深入，那麼即使有真情想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探尋義理，而義理並不是一時就可獲得的，於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於作文時沉溺於雕字飾句，就會想透過巧言來取悅於人，更為拙劣，至於修辭立誠的宗旨，則早已蕩然無存了。以後當遇到真情表露的時候，一定要看胸中的義理怎麼樣，只有能隨意獲取這些義理才行。否則的話，要靠臨時去採辦，那還不如不作文，因為這時作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用巧偽的手段來取悅於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為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讀

明德行、造福於民、達到至善，這都是我份內應做的事情。如果讀書不能落實到自己身上，認為以上三項與自己毫不相干，那麼，讀書還有什麼用處？儘管能寫文章、能作詩，賣弄自己的博學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個認得字的放豬奴，怎麼能算得上是深明大義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據考試中文章的優劣選用人才，認為這些人既然能夠替聖賢立言，也就必然懂得聖賢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業業地處理事情了。如果認為深明德行、造福於民是份外的事，那麼，即使能寫文章、作詩詞，卻絲毫不懂得修身養性、治理國家的道理，朝廷用這樣的人做官，與用放豬奴做官又有什麼區別呢？

◆原文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置兔之野人，漢陽之遊女，皆含性貞嫻吟詠，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沒，徒人分佈，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